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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挑战来自哪里?互联网+挑战分析

【发表时间:2020-05-22 19:38:13 来源:宁夏网】

  互联网+的挑战来自哪里?互联网+挑战分析

  12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镇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演讲中提出了发展互联网的五大主张,强调要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习近平在演讲中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开拓发展新境界。而“互联网+”行动计划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不得不说,最近一年最高层对“互联网+”寄予厚望:“互联网+”行动计划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在十三五规划中被浓墨书写。但我们却遗憾地看到,当互联网向传统行业纵深发展的时候,遇到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这个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市场的怀疑。很多人对互联网不以为然,认为只是一个工具而已,目前决策层对其期望过高,不符合经济学基本逻辑。最为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许小年教授,他认为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几乎没有新东西,甚至是有错误的。无论是单品海量、产品极致还是平台战略。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存在的,比如梁建章就认为,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物理资本越来越不重要——在工业时代,企业可以通过机器、地段、资源的控制来保持比较长的竞争优势,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客户没有忠诚度,互联网公司要盈利就只能持续创新,不断提升效率和客户体验。

  对于来自市场的怀疑,市场会给出答案。事实上,目前很多互联网企业在向线下延伸时已经遇到很大的障碍,比如说红火一时的各种形式O2O,很多因为无法做到边际成本递减规则,导致规模越大而亏损越大。但是在我看来,来自市场的怀疑会通过市场的办法予以出清。最为糟糕的是,目前“互联网+”发展的最大挑战并非是来自于市场中传统企业的反抗,而是来自于监管规则的束缚,监管规则的束缚使得新技术和新运营模式会一筹莫展。

  为什么监管规则会束缚新技术和新运营模式,而不是鼓励创新?第一个原因是来自于传统的规制悖论,即采用最佳可行技术会阻碍技术进步。这个悖论是美国学者桑斯坦在一篇名为《规制国的悖论》一文中所提到的。所谓的“最佳可行技术”(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是指政府机构要求相关领域企业实施最可行的技术,它之所以会阻碍技术进步,甚至会成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罪魁祸首,主要原因就是一旦某项技术被认为是最佳可行技术而被政府机构推行,那么,其他技术就没有被再采用的可能,从而间接阻碍了市场对新技术的创新需求。

  假设现在市场上有一项技术A对消除污染最有效,政府就要求各个企业都采用该技术。毫无疑问,现在采用A技术是最优的选择,但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技术会是永远的最优?那倒未必,因为没有一项技术可以称之为臻于至善。假如政府要求只能采用这项技术而排斥其他技术,那么就会延缓甚至排斥那些很有潜力的技术方案。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就在去年,还有媒体报道不少购买了特斯拉的车主无法上牌的事件,比如广州就有这样的先例。原因就在于该车没有列入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的目录。尽管后来广州市交委说特斯拉跑车并非“上不了”车牌,而是不能以“节能及新能源汽车”身份在广州享受直接上牌。

  至少从目前来看,特斯拉的技术手段比国内的绝大多数纯电动车都好,但为什么没法进入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目录?抛开它是进口车和地方保护等因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很多地方政府只是愿意采用在它看起来是最先进的技术,但殊不知这个世界上还有更优的技术。

  第二个原因是互联网企业向传统行业纵深发展会让很多行业感受不快,甚至遭致传统行业的敌视,在那些受到高度政府规制的行业体现得尤其明显。不妨以风靡全球的打车软件为例对此作一说明。自打车软件诞生以来,尤其是专车出现以来,出租车行业及其从业者对其的敌视状态一直未发生改变,而各地运管部门也时不时通过执法大检查来面对蓬勃兴起的专车。为什么一个受到使用者欢迎和资本青睐的新生事物会有这样的结局?最大的原因是专车的出现改变了原有出租车行业的格局,让原先出租车行业最珍贵的资产——牌照的租值大幅度降低。根据集体行动逻辑,大量从专车受益的人群无法得到很好的组织,而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受益者却有良好的集体行动逻辑,也正因为如此,受公众支持的专车服务却在法律上处于劣势:各地政府并没有放松规制,降低出租车的准入门槛;相反,很多地方政府还在严厉打击专车。

  当然,也有很多人将互联网在这些行业的渗透称之为是“监管套利”,认为专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无非是不受现有出租车监管规则的约束:大量的私家车进入这个领域,从而成就各大平台的辉煌。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尽管有些许道理,但并未触及问题本质。专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它改变了汽车的运营模式,大幅度提升了效率:通过移动互联网把闲置的车辆和司机进行配置,而提高车辆使用率后能降低闲置率,最后的结果就是降低了价格,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同时,由于不用现金而是通过移动支付,且路径在后台有迹可循,因此尽管是私家车接入,但却能比传统出租车更加安全。而专车的发展,又会不可避免地让传统出租车感受到压力。

  从目前来看,“互联网+”要助力经济转型,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来自于技术本身,因为市场的激烈竞争会让各个公司提供更有效率的产品和服务,但是陈旧的政府监管规则可能会让这个努力付之东流:尤其是当“互联网+”越往触及传统效率更为低下的传统领域时,表现得格外明显。

  可喜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我国要发展共享经济,规范发展网络约租车,积极推广在线租房等新业态,着力破除准入门槛高、服务规范难、个人征信缺失等瓶颈制约。”《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也强调:“不能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中的禁止类、限制类事项简单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不能把现行禁止、限制市场主体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简单照搬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换言之,目前政府要解决好市场环境问题,而不是单纯地禁止新模式。但具体到行业管理中,旧有的利益群体能否欢迎这种变化?这可能是最大的疑问。   南方财富网微信号:south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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